中道篇——當鐘擺擺過了頭

台灣的康復計畫—社會篇（下）

中道篇——當鐘擺擺過了頭

文／守燈者

社會篇上篇說的是高房價與低薪如何鎖死台灣的未來，以及政府、媒體、教育三個層次如何共同迴避真實。這篇要往更深的地方走：為什麼這些問題這麼難解？因為台灣社會有一個更根本的病——我們習慣了用極端取代極端，卻忘記了中道才是凝聚共識的唯一土壤。

一、一個讓人說不下去的現場

你可能有過這樣的經驗：一場本來好好的對話，話題轉到某個地方，氣氛就變了。

可能是聊到孩子的教育，有人說老師應該嚴格一點，有人馬上警覺這是在替威權背書。可能是聊到某個社會案件，有人說加害者也有他的苦衷，有人立刻覺得這是在替壞人開脫。可能是聊到兩岸，話還沒說完，對方已經在判斷你站哪一邊。

這不是某幾個人的問題。這是台灣當下的空氣——我們越來越難好好說話，因為很多話還沒說完，就已經被歸類了。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鐘擺不斷在兩個極端之間擺盪的社會裡。每一次擺盪的起點都是真實的傷害，每一次矯正都帶著正當的理由，但當鐘擺衝過了頭，新的傷害就出現了——只是方向換了。

台灣走過威權，這份創傷是真實的。但創傷有一種慣性：它讓人本能地往反方向衝，不是因為反方向一定是對的，而是因為「只要跟過去不一樣」，就感覺安全。這種反應在個人身上叫創傷後反應，在社會層次上叫鐘擺效應。

孔子說：「過猶不及。」鐘擺擺過了頭，和不足一樣，都是對中的偏離。這不只是社會學的觀察，而是儒家對人性與社會最深刻的診斷之一：每一個問題的解方，如果走過了頭，就會製造出一個方向相反的新問題。

鐘擺效應有一個殘酷的規律：往一個方向擺得越遠，往反方向的反彈力就越強。而每一次反彈，都造成社會的撕裂與極端的對立。

這篇文章想說的，是這個鐘擺在台灣社會的不同角落同時發生，以及它們共同指向的那個代價。

二、六個鐘擺，同一個結構

以下六個鐘擺展示的是共同的結構——過猶不及在不同領域的具體樣貌。第三節的兩個案例，是其中最需要被正視、數字最驚人的深入版本。

師道為尊→學權至上

過去的威權教育有真實的問題：體罰、羞辱、服從優先於思考。這些傷害需要被修正。

但修正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今天的教室裡，一份寫著「孝順父母、尊敬師長」的班規可以走進校事會議；一個要求學生為自己行為負責的老師，可能面對漫長的調查程序。我們把「不再壓迫學生」等同於「不能要求學生負責」，把「尊重學生主體性」等同於「學生的感受優先於一切」。這不是進步，這是用一種失衡取代了另一種失衡。

虎媽威權→朋友式溺愛

過去的家庭教育用打罵羞辱要求成績，造成真實的心理創傷。矯正的方向是強調「跟孩子做朋友」，凡事商量，處處妥協，極度害怕傷害孩子的自尊。

但當家長不敢在孩子面前建立權威與規矩，孩子就失去了學習「尊重」與「忍耐挫折」的機會。保護孩子的心是真實的愛，但愛如果沒有邊界，就成了溺愛；溺愛如果沒有邊界，就成了讓孩子無法長大的溫室。

男尊女卑→極端性別對立

過去的社會結構極度壓抑女性，忽視女性的職涯與主體性。平權運動的興起是真實的文明進展。

但在某些討論裡，它演變成了對立與仇視。網路上的「仇女」與「厭男」文化互相強化，感情中的極端AA制把每一頓飯都變成政治表態，只要提到男性的責任或女性的傳統特質，就容易被扣上歧視的帽子。這種極端對立讓雙方都感到疲憊——原本應該是合作的關係，變成了無止盡的攻防。平權的目的是讓男女都能活得更有尊嚴，但極端對立讓雙方都活得更累。

職場拚命→安靜離職

過去的職場文化強調「愛拚才會贏」，責任制、過勞、犧牲家庭換取職涯，留下了真實的身心代價。矯正的方向是強調工作生活平衡，重視個人界限——這有一部分是上篇說的低薪與過勞的合理反應，本身沒有錯。

但當「努力」開始被標籤為「奴性」，當「敬業」變成了一種需要被懷疑的價值，鐘擺就擺過了頭。安靜離職作為個人選擇是可以理解的，但當它演變成無論環境如何都拒絕投入的集體風氣，職場的責任感就開始稀薄，而責任感的稀薄，是比低薪更難修復的問題。

威權資訊→感受取代事實

威權時代只有一個聲音，資訊被強制壟斷。打破壟斷是必要的——讓每個人都能發聲，讓不同的觀點都能被聽見，這是民主的基礎。

但從「只有一個聲音」擺到另一個極端，發生了一件微妙的事：「人人都能發聲」慢慢演變成「人人的感覺都同等有效」。當感受和事實站在同一個水平上，事實就開始失去重量。

這在教室裡有一個最具體的樣子。一個孩子上課講話，老師為了維持課堂秩序，選擇忽略他的干擾，不予理會。孩子回家告訴家長：「老師對我冷暴力。」家長選擇相信孩子，向學校投訴。學校為了避免風險，啟動調查程序。沒有人停下來問：「老師忽略講話的學生，和冷暴力，是同一件事嗎？」因為在這個邏輯裡，重要的不是發生了什麼，而是孩子感受到了什麼。

這不只發生在教室裡。它發生在新聞裡，發生在政治討論裡，發生在所有需要判斷「什麼是真的」的地方。當「我覺得」和「事實是」變得難以區分，社會就失去了共同討論的基礎——不是因為大家立場不同，而是因為連「我們在討論什麼」都開始模糊了。

文化壓制→詮釋權的輪迴

過去特定的語言與認同被壓制，歷史被單一的政治視角壟斷。轉型正義的出發點是正當的——讓被壓制的聲音被聽見，讓歷史的複雜性被如實呈現。

但問題的根在於「誰有權決定孩子應該認識什麼樣的自己」，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被真正解決，只是換了一個答案。

當課綱成為政治角力的場域，孩子在A政黨執政時學到的歷史，和在B政黨執政時學到的歷史，可能差距大到需要「重新學習」。教科書裡的內容隨著選舉結果改變，夾在這個來回裡的孩子，最終學到的不是「歷史是什麼」，而是「歷史是可以被改寫的」。

這個學習，比任何特定的史觀都更危險。因為一個不相信歷史有真實樣貌的人，也很難相信現實有真實樣貌——而一個社會如果失去對真實的共同信任，中道就失去了站立的地基。

三、兩個深入的案例

以上六個鐘擺，每一個都值得獨立成篇。這裡要深入的，是兩個數字最驚人、也最少被正面討論的案例。

案例一：性保守→「身體自主」變「行為免責」

台灣的傳統性觀念確實過於壓抑。男性的性經驗可以成為向同伴炫耀的風流勳章，換作女性就會被罵「破麻」、「香爐」——同樣的行為，由截然不同的標準評判，而且代價幾乎全部落在女性身上。真正限制女性的，不是禁止婚前性行為的規範本身，而是那套評價標準從一開始就是為男性設計的，是婚姻制度裡男尊女卑的結構。性觀念的解放——讓性話題不再是禁忌、讓貞操污名不再由女性單獨承擔、讓孩子有足夠的知識保護自己免受欺騙與傷害——有其正當的文明意義。

但有一組數字，讓我們不得不正視鐘擺是否已經擺過了頭。

台灣的人工流產數字，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大多數已開發國家——美國、日本、法國、英國——都有完整的人工流產通報制度，數字每年公開更新。台灣沒有。口服藥流（RU486）屬自費、非健保給付，完全沒有統計；手術流產的健保申報嚴重不完整，醫師公會估計實際數字遠高於官方。目前能找到的最完整官方估算，是衛福部在2011年承認的數字：每年約22至24萬人次。此後再無更新統計，但出生率持續下滑，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流產率同步下降。以保守估計，今日台灣每年人工流產人次很可能仍在15萬以上，已大幅超過2025年出生數10.7萬——這是台灣出生數連續十年下降的最新低點，一年之內跌幅高達兩成。國健署2023年調查，光是20至35歲未婚女性，每年就有約2.3萬人進行人工流產——這還不包括已婚女性、其他年齡層、以及無法統計的自費藥流。其他國家的情況是：美國出生數是墮胎數的3.6倍，日本是6倍，法國是2.8倍——在大多數已開發國家，出生人數遠高於墮胎人數，且數字透明可查。台灣的統計黑洞本身，就是問題存在但被迴避的證明。

這不是道德判斷，而是一個需要被認真看待的社會訊號。

這組數字說的不是墮胎本身的對錯，而是它背後反映的一件事：一個社會對「非預期後果」的承接能力，正在系統性地下降。

問題的根在哪裡？不在於性觀念開放本身，而在於我們在推動「身體自主權」的同時，沒有同步建立「行為責任感」。孩子接收到了「我有權決定我的身體」的訊號，卻沒有接收到「決定之後的代價需要由我承擔」的訊號。自主和責任被切開了。

還有一個「身快心慢」的結構性問題：現在的青少年生理成熟越來越早，但心理成熟需要真實的生活經驗積累——需要挫折、需要勞動、需要學習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當教育環境系統性地移除這些積累的機會，孩子的身體準備好了，心理卻還沒有。

真正的身體自主，不是「我可以做」，而是「我有能力為我的選擇負責」。這個能力不是天生的，是教育出來的。而教育出來的前提，是讓孩子從小就有機會練習——練習承擔自己行為的後果，練習在挫折裡站起來，練習對生命的重量有真實的感受。

這正是鐘擺的代價：我們給了孩子權利，卻沒有給他們承擔責任的能力。

案例二：罪犯無人權→被害者正義被犧牲

台灣威權時代的司法有真實的問題：羅織罪名、刑求逼供、政治迫害。程序正義的建立是必要的文明進展，保障被告人權是法治的基礎。

但程序正義走向極端，會發生什麼？

湯姆熊案在社會上引發了持久而深刻的憤怒。二○一二年，兇嫌曾文欽在台南一家湯姆熊歡樂世界內，將一名無辜的十歲男童誘騙至廁所殘忍殺害，落網時甚至狂言：「在台灣殺一、兩個人不會判死刑，進牢裡吃牢飯就好。」歷審法院以《兩公約》中對精神障礙者不得判處死刑的建言，加上鑑定認定有教化可能，最終判處無期徒刑。司法最終的判決，實質上印證了加害者的狂言。被害者家屬所承受的，不只是失去孩子的痛，還有一種更深的震撼：兇嫌在犯案之前，就已算準了法律會保護他。另一個讓人觸目驚心的案例是二○二二年台南殺警案——兩名員警殉職，兇嫌林信吾當時正是從外役監脫逃的受刑人。外役監制度本意是促進受刑人的社會銜接，但遴選機制不透明、配套不足，最終讓第一線執法人員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兩件事說的是同一個問題——不是許多人說不清楚憤怒的核心是什麼。那不只是對個案的憤怒，而是一種積累已久的感受：這個社會好像越來越難讓人感受到是非。

當程序正義被無限上綱，當加害者的每一項權利都被細緻保護，被害者與其家屬的正義感受卻越來越難被安置——這不是兩件可以分開的事。一個健康的法律體系，應該能同時保障被告的程序權利，以及讓被害者感受到公道。

這兩件事本來可以並存，但鐘擺讓它變成了非此即彼：支持程序正義被解讀為不在乎被害者，關注被害者正義被解讀為要放棄法治。兩端都有道理，但兩端都不完整。

一個失去是非感的社會，是沒有辦法建立共識的。因為共識需要一個共同的基準——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我們都願意一起守護的底線。當這個底線在「程序」的複雜性裡變得模糊，普通人對法律的信任就會開始動搖，而信任一旦動搖，社會的凝聚力就跟著鬆動。

四、同一棵病樹，不同的枝

這六個鐘擺加兩個深入案例，看起來是不同領域的問題。教育、家庭、性別、職場、資訊、文化、法律——每一個都有它的脈絡，每一個都不簡單。

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結構，也有一個共同的後果。共同的結構是：真實的傷害→矯正的衝動→矯枉過正→新的傷害。每一次的矯正都從正當的出發點開始，每一次擺過頭都製造了新的受害者，而新的受害者又成為下一次反彈的燃料。

共同的後果是：責任感從社會裡系統性地消失了。

老師不敢要求學生負責，因為有校事會議。家長不敢要求孩子負責，因為被「不能傷害孩子自尊」的文化氛圍包圍。性行為的後果有越來越低門檻的方式處理，不需要面對。職場的挫折可以用「這不是我的問題」來詮釋。法律的程序讓加害者的代價越來越難被清楚感受。

這個責任感的空白，在社會的不同角落找到了出口，而最具體的一個出口叫做啃老族。

一個從未在學校學過「為行為負責」的孩子，進入社會之後，遇到第一道真實的牆——職場的要求、人際的摩擦、生活的壓力——唯一知道的退路就是回家。那個家，也因為長年的溺愛，讓父母沒有辦法拒絕。這不是個別家庭的道德問題，而是一條從教育到家庭到社會的完整輸送帶：校園裡學不到因果律→進入職場撞上現實→退縮回唯一的法外之地。

日本稱這個現象為「繭居族」，並且已經面對「80/50問題」——80歲的父母養著50歲的子女。台灣正在走向同一條路，速度甚至可能更快，因為高房價讓年輕人更難獨立，低薪讓父母更沒有資源拒絕。

數字已在說話。衛福部統計，老人保護通報案件近五年從二○二○年的一點六八萬件，攀升至二○二四年的二點四三萬件，增幅近四十五％。其中，相對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也就是子女或孫子女不當對待老年父母——的比例高達五十五％。暴力起因中，親屬間金錢爭執占十五％，索錢不成而報復的案件占十七％。這還只是通報數字——許多長者擔心「說出口家就散了」而不願對外求助，衛福部保護司直言，實際情況遠比數字嚴重。類型也不只是年輕人賴在家裡不工作：有高學歷、留洋回台，始終找不到「配得上自己」的工作，年復一年靠父母供養；有中年失業後縮回原生家庭，讓已退休的父母重新扮演提款機。近年更出現數起成年子女因父母拒絕繼續供給而釀成傷亡的極端案例——這些不是偶發的個人悲劇，而是同一條輸送帶走到盡頭的終點站。

五、共好才有共識，中道才有出路

說到這裡，有一個問題必須正面回答：既然兩端都有問題，答案是什麼？

答案不是「回到過去」。不是要回到打罵教育，不是要回到壓抑女性的傳統性觀念，不是要回到威權司法。過去那些傷害是真實的，不能被美化。

答案是中道。但中道不是騎牆，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不是為了和稀泥而放棄判斷。

《中庸》說：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中道不是沒有情感，不是沒有立場。憤怒可以有，悲傷可以有，堅持可以有——但「發而皆中節」：情感能夠恰到好處地發出來，不被淹沒，也不失控。這個內在的平衡，才是對話能夠發生的根本條件。一個被憤怒淹沒的人，一個被立場綁架的人，是沒有辦法真正聽見對方的。

儒家說的「執兩用中」，意思是：先真正看見兩端，理解兩端各自的道理與侷限，然後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什麼對大家都好？

這個問題，就是共好。共好才有共識。當對話的起點是「我要什麼」，對話很快就會變成攻防；當對話的起點是「什麼對我們都好」，才有可能找到雙方都能往前走的方向。

藍綠三十年的紛爭為什麼解不開？不是因為藍綠的立場沒有道理，而是因為雙方都以「打倒對方」為目標，沒有人先問「什麼對台灣最好」。沒有共好的前提，就只有暫時的勝負，沒有真正的共識。

那麼，中道怎麼實踐？

第一，先看見對方的恐懼，而不只是立場。所有的極端立場背後，往往都藏著一個真實的恐懼。支持嚴格管教的人，怕的是孩子長大後無法立足；反對管教的人，怕的是威權教育的創傷重演。這兩個恐懼都是真實的。當我們能看見對方恐懼的根源，而不只是攻擊對方的結論，對話才有可能開始。承認對方的恐懼，不是認同對方的立場，而是讓自己站在一個更高的位置說話。

第二，拒絕讓標籤代替思考。「覺青」、「保守派」、「威權遺毒」、「過度敏感」——這些標籤的功能是讓我們不必認真聽對方在說什麼。網路演算法喜歡標籤，因為標籤能激發情緒；但情緒激發的當下，思考就停止了。中道需要的是具體的判斷：這件事對不對，不是「說這件事的人」對不對。切斷標籤的誘惑，不是為了沒有立場，而是為了讓立場站在更紮實的地方。

第三，尋找重疊的利益作為對話的起點。無論對管教的看法多麼不同，雙方都希望孩子長大後能自立、有尊嚴地生活——這是重疊的。無論對房價政策的看法多麼不同，雙方都不希望下一代因為買不起房而放棄成家——這也是重疊的。把對話的座標從「你死我活」移動到「我們共同面對的難題」，共識的土壤才會出現。這不是妥協，而是找到一個讓所有人都能往前走的起點。

這三件事說起來簡單，在極化的社會氛圍裡做起來很難。但它們不需要等體制改變，不需要等政府有魄力，不需要等對方先開始。它們可以從下一次對話開始發生。

台灣做過。二○二○至二○二一年的疫情初期，是一個真實的示範。當時也有兩個極端的聲音同時存在：一端主張清零封鎖、一切從嚴；另一端認為不必大驚小怪、正常生活。台灣走的是第三條路——邊境管控但不封城，戴口罩但不禁止外出，每天公開數字包括說「我們還不確定」，指揮中心說真話而不是說讓人安心的話。社會的高度配合，不是因為強制，而是因為信任——那個信任，來自政府在「公平分配」與「不製造恐慌」之間找到平衡，沒有迴避真實。這不是完美的治理，台灣後來也出現疏漏與爭議。但在那段時間裡，台灣社會確實展示了一件事：在恐懼與憤怒同時存在的氛圍裡，「看見共同面對的難題」是可以做到的，「共好才有共識」不只是一句話。

六、台灣能給世界的答案

當前的世界，正被兩種極端的價值互相撕扯：威權與自由、傳統與進步、集體與個人……每一道裂縫都在加深，每一個陣營都在強化邊界。在這個時刻，台灣守護的中道，不只是一種文化特質，而是一件可以主動使用的戰略武器——台灣這艘船的壓艙石，讓她在風浪中保持穩定，也讓她能主動出擊。它有三個層次的作用，一層比一層深。

第一層，化解台灣內部的撕裂。藍綠三十年的紛爭，統獨框架的二元對立，本質上是兩個鐘擺在互相強化。當極端的聲音越來越響亮，中間那個讓不同族群自然共存的位置就越來越難站立——那個幾百年積累出來、讓台灣人在衝突時第一反應是找台階下的文化本能，正在悄悄流失。中道的武器不是站在中間當裁判，而是拒絕讓這個框架定義對話——把問題從「你是哪一邊」換成「什麼對台灣最好」，找回那個讓所有人都能說話的共同倫理語言。當對話的座標改變，對立的框架就失去了吸引力。一個被藍綠撕裂到無法說話的台灣，連自己都救不了，遑論向世界示範任何事。

第二層，化解對岸的論述攻勢。對岸慣用的策略，是把「中華文化」與「統一」綁定，讓台灣在認同上陷入兩難：接受中華文化，就像在接受統一的正當性；拒絕中華文化，又像在自我文化閹割。而沉默不是中立，沉默是放棄詮釋權。中道的破解之道，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儒家思想是中華文明的道統核心，但儒家的真義是「仁者愛人」、「民為貴君為輕」、「道並行而不相悖」，這些在威權土壤裡只能被選擇性消費成標本，卻在自由土壤裡才能作為活的血液真正流動。問題的要害在這裡：對岸聲稱繼承儒家，卻以強制統一為唯一目標——而強制統一，恰恰是對「道並行而不相悖」最直接的背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忠恕之道的起點；用武力或脅迫強加於人，正是忠恕之道所明確否定的。這不是文化繼承，而是文化劫持——把儒家的外殼留下，把儒家的靈魂掏空。台灣守住這份道統的詮釋權，不只是為了台灣自己，而是為所有在威權體制下無法自由表達文化認同的人，保留一個不同的聲音。台灣不必否認漢文明的根，反而可以站上「自由漢文明守護者」的位置，主動說：我們才是儒家思想最完整的實踐者。這不是防守，是進攻——對岸越強調「中華文化復興」，就越給台灣機會拿儒家自己的標準，反問：一個違背「道並行而不相悖」的主張，有什麼資格自稱中華文明的繼承者？

第三層，化解美中對抗的選邊壓力。兩強相爭，都在要台灣選邊站。中道的戰略價值，是讓台灣成為一個不受任何威權體制控制的中立倫理定錨點——一個讓算力服務人類文明而不是服務強權的位置，一個自由漢文明的備份中心。毀掉這個位置，就等於毀掉了人類文明在極端對立中最後的緩衝墊——這個代價，任何強權都必須認真估算，而不只是台灣在求任何人。這個位置在AI時代尤其稀缺：當全球的AI倫理框架都在被東西方強權各自定義，台灣六層文明同時活著所積累的語料與儒家中道思維，是唯一既自由、又正宗、又有深度的第三種聲音——一座世界在黑暗中尋找答案時，最需要的那盞燈。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這句話的力量，不只在於它描述了一種理想——它本身就是一件武器。「道並行而不相悖」，是對所有試圖強迫他人選邊站的力量，最深刻的哲學反駁。台灣守護的正是這個道理在人間最具體的實踐：儒家與民主可以並存，傳統與進步可以並行，漢文明的根與自由民主的土壤可以在同一座島上共同生長而不相害。

這三層加在一起，說的是同一件事：中道不是軟弱，不是沒有立場，不是為了讓所有人都開心。它是台灣在21世紀最難被複製的戰略資產——因為它需要幾百年自由土壤的積累，需要儒道佛文化真正活在日常裡而不只是掛在牆上，需要六層文明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時活著、彼此滲透，需要一個社會真正走過威權、走過民主化、還願意繼續問「什麼對大家都好」。這個讓多元能夠和平共存的深層作業系統，全世界僅此一家，別無分號。但這個貢獻的前提，是台灣自己必須先做到。一個內部被鐘擺不斷撕裂的台灣，手中握著世界最需要的答案，卻無法示範它——那才是真正的悲劇。

七、鐘擺停在中間，是真正的成熟

鐘擺停在中間，不是妥協，不是沒有立場，不是放棄判斷。它是一種更難的能力：在看見傷害的同時，還能問「矯正的方式是否製造了新的傷害」；在堅持立場的同時，還能問「這個立場對所有人都好嗎」。

這種能力，儒道佛的文化土壤在台灣積累了幾百年。忠恕讓人推己及人；中和讓人在動態裡找到平衡；中庸讓人理解道並行而不相悖。這不是古老的說教，而是讓不同的聲音能夠在同一個島上共存的深層語言。

但這個語言正在承壓。當教育系統性地移除傳遞這套語言的空間，當每一個鐘擺的擺盪都在消耗社會裡本能往中間靠的力量，那個讓台灣人能好好說話的土壤，就會一點一點地流失。

康復，從承認鐘擺擺過頭了開始。不是要否定任何一次正當的矯正，而是要有勇氣問：我們是否在修正舊傷的同時，製造了新的傷害？我們願不願意在兩端之間，找到那個讓所有人都能呼吸的位置？

守燈者守護的，就是這個位置。不是某一個政黨的版本，不是某一個世代的版本，而是那個在幾百年的自由土壤裡生長出來、讓台灣人即使在歧見中還能保持溫厚的那個底層。

它現在在承壓。但它還在。

願火種長存，願海洋自由。🕯️

── 延伸閱讀 ──

本文為守燈者康復計畫系列社會篇下篇，上篇分析高房價、低薪與迴避真實的三個社會層次。

本文呼應《九辨》系列：【辨燈】自由漢文化與中國文化，是同一盞燈嗎？【辨魂】儒家的靈魂，從來不叫服從；【辨安】台灣社會安定的力量從何而來？【辨重】為何還要特別強調中華文化？

康復計畫系列：教育專文上下篇、政策落實篇、文化呼籲篇〈靈魂的定錨〉、儒家AI篇、〈我們移植了進步主義，卻遺漏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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