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正義篇——鎖死台灣的兩把枷鎖　

台灣的康復計畫–社會篇上

居住正義篇——鎖死台灣的兩把枷鎖

　文／守燈者

〈靈魂的定錨〉說的是我們在丟什麼。〈政策落實篇〉說的是從制度哪裡動手。這篇文章說的是：那個讓改革始終走不進去的地方，到底長什麼樣子。

【導言】一個你可能感受過的事

台灣有一種很特別的對話。兩個人在聊天，話題轉到房子，氣氛就微妙起來了。有房的人知道自己很幸運，但不太好說；沒房的人知道自己很難買，但也不想抱怨太多。最後大家通常說幾句「政府應該做點什麼」，然後沉默，換個話題。

這個沉默，不是冷漠。而是一種說不清楚的無力感——大家都知道有問題，但說不出問題在哪，也不覺得說出來有什麼用。

這篇文章想做的，就是把那個說不清楚的東西說清楚。不是要提供一個讓人亢奮的解方，而是讓你看見這個問題真實的樣子——它為什麼這麼難，難的地方在哪裡，以及這個難，和我們每一個人有什麼關係。

先說一件重要的事：這不是一篇指責的文章。它不責怪政府、不責怪建商、不責怪投資客，也不責怪任何一個買了多間房子的人。每一個人在這個系統裡，都有他做出那個選擇的理由。真正需要被看清楚的，是這個系統本身。

一、這個系統是怎麼運作的

台灣的高房價，不是某一個人做了某一件壞事的結果。它是一個系統的輸出。要理解這個系統，從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開始：地方政府的錢，從哪裡來？

台灣的財政結構，大部分稅收歸中央，地方政府能自己籌到的錢非常有限。但地方政府要蓋道路、公園、學校，要支應各種公共建設，錢從哪裡來？答案是土地。政府透過土地重劃，把農地變建地，然後標售給建商。賣得越貴，政府入袋越多；建地周邊的房子蓋起來，土地增值稅、地價稅也跟著進來。

這就是問題的起點：房價越高，地方政府越有錢。這不是陰謀，而是一個制度性的結構——它把政府變成了這場遊戲裡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當政府一邊喊著居住正義，一邊依賴高地價支應公共建設，這不是哪個首長的道德問題，而是制度把他放在了一個兩難的位置。

建商拿到高價土地，加上營造成本和利潤，推出預售屋。預售屋的開價，成了周邊房子的參考基準——旁邊的中古屋地主看著新案的定價，也跟著調高。投資客在各個「基期低」的重劃區輪流進場，等漲幅出現再轉手，獲利後繼續找下一個目標。土地漲完換預售屋漲，預售屋再帶動成屋漲，這個接力的遊戲，已經走了二十多年。

結果是：全國平均房價所得比，從二〇〇二年的四點四倍，攀升到二〇二四年的將近十一倍。一個台灣家庭，平均需要不吃不喝將近十一年，才能買下一間房子。在台北市，這個數字更高。

有沒有解方？有。為什麼沒人做？

這個問題有一個明確的解方，叫做公辦都更。

公辦都更的邏輯是這樣的：政府取代建商，成為都更案的主導者。在這個架構下，地主按市價分回應得的部分，跟建商主導時一樣，權益沒有損失。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政府分回的那部分——政府把原本可以賺到的利潤回饋在售價上，讓售價遠低於市場，然後限定資格賣給最需要的人：已生育的年輕家庭、低薪的軍公教。買到的人只能把房子賣回給政府，不能進入市場轉賣，這樣房子就在體制內循環，不會被拿去炒作。

這個設計，讓有資格的人買得到真正負擔得起的市中心新房，跟市場上的商品房脫鉤——有點像新加坡的政府組屋，形成兩條軌道：一條給自住的剛需族，一條給市場自由運作。

為什麼這比蓋社會住宅更有效？因為出租解決的是「住」的問題，解決不了「房價」的問題。在台灣，租屋市場和買賣市場幾乎是兩個世界——只要大家還是把「買到房子」當作人生最重要的安全感來源，租屋就只是在等待，房價的遊戲絲毫不受影響。

出售才有力量。當政府以遠低於市場的優惠價，在市中心釋出一批有資格限定的福利房，有資格的年輕家庭就有了另一條路，不必去接投資客手中加了幾成的轉手房。接盤的人少了，投資客的資金卡住了，房價才有機會真正往下調。與此同時，政府公開的成本數字讓市場看見：一間房子的建造成本到底是多少，建商在賺什麼？這個資訊的透明，才是真正動搖整體房價的方式。

那政府為什麼不做？

因為做了，政府就少了一大筆標售土地的財政收入。因為做了，周邊的房價可能往下走，台灣將近八成的家庭持有房產，帳面資產縮水，選票會跑掉。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上沒有誘因去做的問題。公辦都更這條路明明在那裡，但走進去，需要政府願意從「土地財政的受益者」，轉型成「居住正義的供給者」。這是一個關於勇氣的問題，不是能力的問題。

低薪：另一把鎖住年輕人的枷鎖

高房價是一把枷鎖。低薪是另一把。兩把鎖同時鎖住同一群人。

台灣的薪資問題，有一個很精準的數字可以說明：近七成的受薪者年薪低於平均數。這不是因為台灣整體薪資低，而是因為少數高薪產業——半導體、金融——把平均數拉高了，而那個高平均數跟大多數人的實際生活完全無關。政府每次宣布「薪資創新高」，說的是那個被拉高的平均數；七成受薪者感受到的，是那個中位數——月薪約三萬七。

這個低薪問題有兩個層次，必須誠實分開來說。

第一層是政府長期偏向資方的政策選擇。三十年來，台灣靠壓低勞動成本維持出口競爭力——這是一個主動的選擇，不是無奈的結果。缺工了，不是調高薪資吸引本國勞工，而是引進外籍移工壓住成本。結果是：台灣境內的外籍移工超過八十二萬人，同一時間，二○二三年有六十二萬台灣人在海外工作——台灣有移工，也有台灣移工，而且人數幾乎相當。這個諷刺的對比，清楚說明了問題在哪裡：不是年輕人不想工作，是他們不願意在台灣領那個薪資工作。

第二層是中小企業的結構性無奈。台灣有一百七十一萬家中小企業，占全體企業的98.8%，提供近八成的就業機會。這些企業的毛利本來就薄，強制大幅加薪，可能讓一批企業直接撐不住。這不是老闆不願意，而是產業升級三十年沒有認真推動之後，留下的結構性困境。低薪是果，產業停滯才是因——而政府選擇用引進移工來迴避這個根本問題，而不是推動升級。

低薪的代價不只是薪水少。它體現在台灣幾個最重要的公共衛生與國家安全的維護者身上。護理師的執照台灣有三十萬人領了，但實際在臨床執業的只有十九萬人——將近四成拿了執照卻不進臨床。不是因為不愛護理，而是護病比過高、輪班壓榨、身心耗竭，系統讓人待不下去。二○二四年護理師離職率達12%，創十年新高。台灣便宜的健保，有一部分是建立在醫護血汗之上的——那個代價，只是沒有被計算進健保費率裡。

軍人的處境是同一個邏輯的另一個版本。國軍編現比從二○二○年的88.57%跌至二○二四年的78.6%，四年少了近十個百分點，已遠低於作戰最低標準85%。選擇賠錢提前退伍的軍士官，從二○二○年的四百零一人暴增至二○二四年的一千五百六十五人，四年增加了四倍。政府大聲呼籲要保衛台灣，但連讓軍人留下來的誘因都提供不了。這不是意志力的問題，而是待遇和環境讓人無法久留的問題。

醫護、軍人、教師、基層公務員——這些人是台灣社會最重要的基礎建設的維護者。當他們都在用腳投票，說的不是個人的選擇，而是這個社會正在系統性地消耗它自己最珍貴的東西。

低薪過勞還有一個更深、更少被看見的傷害：它讓整個社會進入「生存模式」。當一個人每天工作十小時，扣除房租和基本開銷之後，剩下的薪水連買一本書、看一場表演都要猶豫，他被剝奪的不只是錢，而是身為人的擴展性——思考、創作、對話、安頓靈魂的空間。沒有這個空間，文化就無法生長。

這正是〈靈魂的定錨〉說的那個困境在經濟層面的根源：文史人才餓死，不只是因為市場不重視，而是整個社會在低薪高房價的雙重擠壓下，已經沒有餘裕去支撐文化的創作與傳承。文組的年輕人不是不想寫作、不想研究、不想說出那些需要被說出的故事——而是他們連活下去的空間都快撐不住了。低薪，本質上是在壓制一個民族的創造力上限。當社會失去這個上限，靈魂的格式化就不需要任何外力，它會從內部自動完成。

現在把兩把鎖放在一起：月薪中位數三萬七，全國平均房價所得比將近十一倍。一個領中位數薪資的年輕人，不吃不喝要十一年才能買到一間房。但他不可能不吃不喝，他還要租房、繳學貸、養自己。這不是個人努力不夠的問題——這是一個制度把年輕人的未來系統性地鎖死的問題。生育率零點八七，是這把雙重枷鎖最誠實的回應。

問題說到這裡，有一個更難的問題浮現：這些病灶明明看得見，為什麼沒有人動手術？

二、讓這個系統繼續的，是什麼

居住正義的問題，不是沒有人知道。任何一個進入決策體系的人，都知道土地財政的結構，知道公辦都更的方向是對的，知道現在的補貼政策改變不了根本。問題不在「不知道」，在「不做」。

是什麼讓「不做」變得這麼穩固？把這個問題問到底，會發現一個共同的答案：這個社會有一種系統性的「迴避真實」——政府、媒體、教育，三個層次同時在發生，互相強化。

政府：止痛藥比手術安全

面對還有救的癌症病患，醫生有兩個選擇：告訴他很健康讓他開心生活到最後沒救，或者誠實告知，要他認真處理。台灣的政府，長期選擇的是第一條路。

不是因為不知道病在哪裡。而是因為動手術有陣痛，陣痛讓選票流失，選票流失讓政黨下台。在四年一輪的選舉週期裡，真正的解方——效果要五到十年後才看得見、短期內會得罪一大批人的那種——幾乎沒有生存空間。最理性的選擇，是推出「有感補貼」：補貼房租、首購優惠、青年貸款、調薪幾個百分點。讓選民在選前感受到溫度，卻不改變任何讓房價繼續漲、讓薪資繼續追不上物價的結構。

止痛藥吃久了會麻痺。台灣年輕族群對政治的冷漠與撤退——不投票、不關注、不期待——不是因為他們不在乎，而是因為他們看清楚了：不管哪個政黨執政，止痛藥的配方換來換去，病灶從來沒有被真正碰過。他們最沉默也最殘酷的反應，不是上街抗議，而是不生孩子。台灣的生育率跌到零點八七，是年輕人用身體投下的反對票——在一個容錯率極低的社會，生孩子意味著簽下一張三十年不可解約的長約，而這份長約的條件，沒有人敢誠實說清楚。

這個迴避不只是經濟問題，它延伸到國家最根本的存續問題。一個不敢對內動手術的政府，是沒有資格要求人民對外流血的。政府頻頻呼籲「團結一致、槍口對外」，但真正的團結不是喊出來的。當年輕人發現這個社會連他們的居住問題、薪資問題、過勞問題都不願意認真面對，任何感性的呼籲都只是另一種形式的止痛藥。寧願賠錢退伍的軍士官四年暴增四倍，說的正是這件事——不是不愛台灣，而是一個連對自己人都不誠實的政府，很難讓人心甘情願為它付出。

媒體：用瑣碎掩蓋真實

還有一個讓這個系統很穩固的原因，比較少被討論：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問題的真實結構。

台灣媒體最大的廣告客戶之一，就是建商。一個高度依賴建商廣告的媒體，不需要任何人下令，它在每一次選題的時候，就自然不會去深究土地財政的結構、不會追問政府為何如此依賴地價收入、不會讓選民看清楚高房價的真正成因。同樣的邏輯，一個依賴政府補助的媒體，會在報導政策失敗時感受到真實的壓力。

於是媒體的主要內容，變成了政治口水、行車紀錄器、網路公審、藝人八卦——這些東西的點閱率最好，讓人一直滑，讓廣告主滿意。但同時，真正影響一個人三十年生命的問題——土地財政的結構、為什麼政府依賴地價收入卻沒有人追問、護理師為什麼四成拿了執照卻不進臨床、薪資中位數和平均數之間的那條鴻溝意味著什麼——很少被認真說清楚。選民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無法要求政府做出真正的改變；政府因為沒有選民的壓力，就繼續走最省力的路。

這是一個迴圈，不是陰謀。媒體為了生存而選擇點閱，選民在碎片資訊裡失去對結構性問題的感知，政府在沒有壓力的環境裡繼續短視——每一步都有它的邏輯，但整體的結果，是整個社會糾錯機制的失靈。最可怕的後果不是壞政策繼續走，而是當一個真正想做對事的政治人物出現，他也找不到能夠理解他在說什麼、並給他足夠支撐的社會土壤。改革的機會之窗，就這樣一次次地悄悄關上。

教育：只准陽光，不准風雨

迴避真實的第三個層次，藏在教育裡，也是最少被討論的一層。

「正向管教」的本意是好的——不體罰、不羞辱，用理解和引導代替恐懼。但在執行上，它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迴避：老師不敢給孩子真實的糾正，因為任何管教都可能觸發申訴；家長不敢讓孩子承受挫折，因為孩子不開心就是教育失敗。結果是：教室裡只准有陽光，不准有風雨。

因為火有造成火災的危險就禁止用火，因為下雨可能淹水就希望都別下雨——這樣的邏輯放在教育裡，養出來的是在溫室裡從未見過風雨的植物。一旦進入真實社會，面對真實的壓力與失敗，往往瞬間崩潰。一個連老師都必須假裝世界只有陽光的國家，是不可能產生出能頂得住地緣政治風暴的公民的。

政府用止痛藥迴避改革的陣痛，媒體用瑣碎迴避結構的真相，教育用正向迴避成長的風雨。這三件事指向同一個文化的症狀：我們失去了面對真實的勇氣。而這，才是讓居住正義和勞動正義始終走不進去的更深一層原因——不只是制度的問題，不只是政治意願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已經習慣了不看真實的臉：不看薪資中位數只看平均數，不看護理師四成拿了執照不進臨床，不看軍人編現比已跌破作戰標準，不看年輕人生育率零點八七背後的絕望。

三、更深的地方

說到這裡，有一個問題還沒有被回答：為什麼這些——政府的迴避、媒體的失焦、教育的溫室化——在台灣同時發生，而且互相強化？

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在制度，在文化。更精確地說：在一個文化核心德目的流失。

儒家有一個字，叫做「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是宇宙的本質，而努力做到誠，是人應走的路。這個「誠」，不只是不說謊，而是一種面對真實的勇氣：看清楚問題的真實樣貌，不迴避、不美化、不用舒服的答案替代困難的真相。一個有「誠」的文化土壤，它的政府會說真話、它的媒體會追問真相、它的教育會給孩子真實的風雨。一個失去「誠」的社會，就會同時出現政府用止痛藥迴避改革、媒體用瑣碎迴避結構問題、教育用正向迴避成長陣痛——不是偶然，而是同一個文化土壤的三個輸出。

當「賺錢」變成唯一的對與錯

儒家修養有一句話，叫做「見利思義」——面對利益的時候，先停下來問：這個利益，符合義嗎？這不是說賺錢是壞事，而是說賺錢要有邊界，利和義之間有排序。

當一個社會失去這個排序能力，就會出現一種奇怪的文化症狀：「賺錢」變成了自動正確的事。政府把GDP數字當施政成績，媒體把股市指數當社會晴雨表，選民把「能不能讓我資產增值」當投票最重要的標準。在這個氛圍裡，任何「妨礙拼經濟」的主張，都會先被懷疑、先被抵抗——包括真正的居住正義，也包括要求企業給出符合生活成本的薪資。壓低勞動成本被當作維持競爭力的必要手段，而不是需要被檢討的政策選擇；醫護過勞被當作職業的宿命，而不是系統性剝削的結果。「義」從來沒有機會被問到。

《大禹謨》說「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意思是，道德修養要在前面，才能讓資源的使用和生活的富裕真正達到和諧。台灣現在的問題，是「正德」這個前提被省略掉了，只剩下對「利用」和「厚生」的追求。本末倒置的結果，不只是房價高，而是整個社會失去了判斷「什麼是真正的好」的能力。

在數字的狂歡裡，失去定力

《大學》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個「定」，是一種面對外部誘惑和壓力時，能夠不被沖走的內在能力。

台灣當下社會最缺的，就是這個定力。股市萬點的消息讓人亢奮，房價又創新高讓有房的人加倍焦慮地想再買一間，買不起的人在焦慮中選擇放棄或憤怒。演算法精準地捕捉並放大這種情緒，讓人在數字的起伏裡，失去了退後一步、問清楚「這樣對嗎」的能力。

失去定力的社會，很容易被即時的情緒代替深思熟慮的判斷。政策被設計成短期有感而不是長期解決問題，選民傾向支持說出他們焦慮的候選人，而不是說出他們需要聽到的真相的候選人。這不是台灣人的錯，而是一個沒有足夠文化土壤支撐定力的社會，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會走到的地方。

房子從「家」變成「資產」，之後發生了什麼

這裡有一個問題值得想一想：我們是什麼時候開始把「有沒有房子」當作人生最重要的安全感來源的？

儒家講「安身立命」——有了安定的居所，才能向內修養、向外盡責。家，是生命的根基，不是財富的工具。但在台灣當前的文化裡，房子已經高度「資產化」了——它是保值工具、是傳家財產、是對抗不確定性的避險配置。全台灣將近八成的家庭持有房產，這讓大多數人在心理上都變成了「不希望房價跌」的利益共同體，即使這和他們嘴上說的價值觀有矛盾。

當房子從「家」變成「資產」，它就不再是讓人安身立命的地方，而成了綁架一個人三十年生命精華的枷鎖。一個家庭用兩份薪水養一個房貸，剩下的餘力非常有限——不只是時間的有限，更是心理空間的有限。政策落實篇說，高房價是家長焦慮的上游。這篇想說的是更深一層：是整個社會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文化底蘊，才讓房子的意義被這樣改變，也才讓改變房價這件事，碰到那麼深的集體抵抗。

那個抵抗，不是壞人的貪婪。它是一個失去了精神安頓方式的社會，緊抱著眼前唯一看得見的東西。這才是最深的病灶。

但這裡有一件事值得認真想一想：有房的人，真的因為高房價而過得更好嗎？

帳面上的數字是漲了。但那個數字帶來的，是更多的焦慮，不是更多的餘裕。有房的人擔心房價會不會跌、下一代買不買得起、自己的房子夠不夠大、要不要趁低點再買一間。高房價沒有讓有房族真正安心，它只是把焦慮的形式從「買不買得到」換成了「守不守得住」。這不是安身立命，這是換了一種形式的不安。

更真實的代價，在家庭裡。一個家庭用兩份薪水養一個房貸，剩下的精神餘裕非常有限。家長沒有餘力陪孩子、焦慮送進安親班、壓力最後在教室裡爆發——這個螺旋的起點，就在這裡。高房價不只是沒有房子的人的問題，它同時也在榨乾有房家庭的親子關係、榨乾夫妻之間的喘息空間、榨乾一個人在工作以外還能做別的事的可能性。

如果房價能夠真正軟著陸，有房族失去的是帳面數字的漲幅，得到的是：孩子長大後不必用整個青春換一間房、社區重新有年輕人的活力、自己不必再為下一代的居住問題操心。還有一件更深的事值得想：一間價值三千萬的房子，如果你的孩子因為買不起房而不敢結婚生子，或者必須移居海外，你老了之後，那間房子帶給你的，究竟是保障，還是孤獨？這筆帳，算清楚之後，不一定是有房族想像中那麼虧的交換。

四、我們可以做什麼

把這些放在一起，那個說不清楚的無力感，現在稍微有了輪廓。這個社會同時面對三個層次的困境：制度層的高房價與低薪雙重鎖死，讓年輕人的未來被系統性地封住；社會層的政府、媒體、教育全面迴避真實，讓糾錯機制失去效力；文化層的失去「誠」、失去「見利思義」、失去定力、失去「安身立命」的底蘊，讓前兩個層次的問題找不到修復的土壤。這三層不是獨立的，它們互相強化，都指向同一個根：一個失去了儒家文化核心的社會，很難要求它的制度做出真正符合義的選擇，也很難要求它的人民擁有面對真實的勇氣。

那我們能做什麼？

先說一個很重要的事：光是四年一次投票，遠遠不夠。居住正義的改革需要持續的社會壓力——在選舉之間的每一天，政府也要感受到這個社會沒有忘記、沒有放棄。一個問題如果只在選前被討論，選後就沉默，政府就知道它可以繼續拖。

真正的行動，從擴大「看得見問題的人」開始。當一個人把高房價的真實結構搞清楚——不是抱怨房價貴，而是能夠說清楚「土地財政為什麼讓政府沒有誘因改變」——他就有能力在日常對話裡把這件事傳出去。這不是在做社會運動，就只是在聊天的時候不換話題。但當這樣的人夠多，媒體就不得不跟，民意代表就不得不表態，政府就不得不回應。

在選舉之間能做的事，比很多人以為的多。關注你選區的立委和議員對居住政策的立場，在他們的公開發言下留言追問；當政府推出新的補貼方案，問清楚它解決的是根本問題還是止痛藥；當有人說「政府已經在打房了」，能夠說出「打房和改變土地財政結構是兩件事」。這些都是讓空窗期不空的方式。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這不是道德說教，而是一種判斷力的訓練——讓人在面對「補貼」和「解方」時，能夠辨別哪個是真的、哪個只是讓你安靜下來。當一個社會裡有足夠多的人擁有這種判斷力，政府就很難繼續用止痛藥換選票。

這種判斷力，本質上是找回「誠」的能力——面對真實的勇氣。不接受用平均薪資掩蓋中位數的真相，不接受用GDP數字掩蓋年輕人買不起房的現實，不接受用「正向」的包裝掩蓋系統正在消耗醫護和軍人的事實。當我們能夠要求政府、媒體、教育都誠實面對真實，改革的可能性才會真正出現。守燈者守的燈，在這個議題上，就是這份不換話題、不接受止痛藥、持續要求面對真實的清醒。

守燈者守的不是一票，而是一種持續的清醒。辨安說過：台灣社會安定的力量，從來不是靠法律撐著的，而是靠每一個在自己位置上認真對待的人，一代一代傳下去的。居住正義也一樣——它不會因為某一次選舉結果而自動到來，它需要一個社會持續地、不放棄地要求它被認真對待。

還記得文章開頭說的那個沉默嗎？兩個人聊到房子，說幾句「政府應該做點什麼」，然後換話題。

不換話題，是一件小事。但讓這件小事持續發生，是改變最真實的起點。康復，不是要讓房價崩潰，不是要讓所有人都窮。它是要讓薪水能換回尊嚴，讓房子能真正裝下生活，讓一個人的努力和他的回報之間，重新出現合理的比例關係。當我們有勇氣說出「我不需要房價一直漲，我更需要孩子過得好」——那個鎖死台灣的螺旋，才會從我們每個人的內心開始鬆動。那一刻，靈魂的格式化才會停止，那盞燈，才算真正點燃。

願火種長存，願海洋自由。🕯️

── 延伸閱讀 ──

本文為守燈者康復計畫系列社會篇，呼應文化呼籲篇〈靈魂的定錨〉與康復計畫政策落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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